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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读 │中国经济有多社会主义?

2017-02-24 Naughton, B 城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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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有多社会主义?



经济学家Barry Naughton从四个标准评价中国经济有多社会主义:能力、意图、收入再分配与民意响应。 


Naughton, B. (2017). Is China socialis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 (1),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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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source: https://mitpress.mit.edu/sites/default/files/9780262640640.jpg

 

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经济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高速增长,数亿人摆脱贫困,创造前无古人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增长持续时间之长超过史上任何国家。中国人均GDP保持年均7-8%速度增长长达近40年,中国2014年的人均GDP是1978年水平的20倍。

 

今天中国政府对经济影响之大超过任何中等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国企与国有银行依旧举足轻重,中国五年计划引起国内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那么中国政府与经济的关系究竟如何?换言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多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研究学者、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Barry Naughton教授在最近一篇论文(Is China socialist?)里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Barry Naughton著有中国经济经典教材《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

 

欲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界定评价标准。Naughton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提出四个标准衡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能力、意图、收入再分配与民意响应(capacity, intention, redistribution, and responsiveness)。首先,社会主义政府控制相当比例的经济资源,具有足以影响经济结果的能力。传统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包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不过广义的能力还包括通过税收与调控权力控制资产和国民收入流量的能力。第二,社会主义政府具有影响经济发展的意图,使之产生不同于没有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结果。第三,社会主义政府的要使广大人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获益,因此有必要考察政策是否成功实现包容性增长、扩大社会保障、进行收入再分配。第四,社会主义政府应该具有让广大人民影响政府经济与社会政策的机制,能够反映不断变化的民意。

 

Naughton利用中国官方公布统计数据分析中国政府控制国民收入和生产资料比例,评价政府影响经济的能力;分析中国促增长的官员升迁体制和五年计划评价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意图;利用统计数据分析收入不平等与中国扶贫工作成效,评价收入再分配;最后通过分析公共物品供给和环保评价民意响应。

 

能力:政府收入与主权财富



政府控制相当大比例的国民收入流量,其占GDP比重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迅猛增加。中国广义政府收入包括四个组成部分:1)预算内收入;2)社会保险缴费;3)土地收入;4)国有企业净收入。前两项可以进行纵向时间比较和横向国际比较;后两项属中国特有,难以进行国际比较。

 

一般而言,一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在低收入国家,税收占GDP比重平均为14.5%;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平均为18.7%;高收入国家,平均为32.5%。1996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11%,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5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增加至21.8%,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012年,30个OECD成员国家税收占GDP平均比重22.4%,社会保险缴费占GDP10%。2015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21.8%)相当于OECD平均水平,超过美国比重(18.9%)。

 

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较高这一特点令人称奇,不仅因为中国总体发展水平仍属中等,还因为中国财政收入中个人收入所得税比例极低。2015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占GDP比例仅为1.3%。中国财政收入的大头主要来自产品与服务税收(增值税占GDP比重4.6%)和企业收入所得税以及各种交易税。

 

2015年,中国社会保险缴费占GDP比重6.8%,虽然这一比例低于OECD国家,但是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这一比重相当高。

 

中国预算内收入与社会保险缴费之和占GDP比重28.6%,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预期水平。

 

土地收入与国企净收入进一步加强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2010年,两者之和达到最高,土地收入占GDP比重7.1%,国企税后利润占GDP6.1%。自2010年以来,两者的比例伴随着中国经济下行有所下降,2015年,两者占GDP之和为9.5%。

 

加总政府收入的四个组成部分,2015年中国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了38%的GDP。中国政府规模之大,掌握经济资源之多,渗透性之强,既是中国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显著特征,相对于20年前的中国也是一个根本变化。今天的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公有制集中于战略性、大规模、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从政府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看,尽管政府直接拥有的生产性资产比例相对较小,但其拥有的资产要么具有垄断地位,要么处于生产体系的战略性上游地位。

 

中国的工农业以市场驱动、私有为主,公有制主要保留在资本密集型产业:能源、水电煤和交通设施。服务业的公有制占比高于工业,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与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例如政府控制了85%银行资产、所有电子通讯与交通网络、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和公共媒体。

 

中国政府总资产是GDP的三倍,去除债务的净资产是GDP的1.5倍。政府拥有的资产主要来自土地、公共服务部门(包括卫生、环境、教育和文化服务部门)、国企、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企业。

 

中国政府所有资产价值相对于GDP的比重高于其他国家。美国政府所有非金融资产价值占GDP34%,其中12%来自土地;22%来自建筑、设备和知识产权资产。

 

尽管中国政府负债规模不小,但是没有发达国家高。政府主要负债占GDP71%,国企负债相当于GDP的81%。负债不低,不过仍然少于总资产。



收入再分配:收入不平等与中国减贫成就

 

根据人类发展指数报告,中国从1980年的“低人类发展水平”提升到2014年“高人类发展水平”,这一非凡的进步是为讨论中国生活水平与收入再分配的出发点。

 

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收入不平等差距拉大了。1980年代早期的中国还是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大国之一,今天中国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加重。下图是基于官方家庭收入调查数据估算的收入基尼系数,2008-2009年达到最高0.49,此后略有下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组成乃城乡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卓有成效。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81-2010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的数量占同期世界贫困人口减少的95%。1989-1992年,大约有2.6亿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2001年,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降至1.14亿。2015年,贫困人口数量继续减少一半以上,降至5600万。但是中国的减贫成就更多归功于农业与农村经济增长,而非政府的扶贫项目。

世界与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

 

政府对社会福利保障的直接投入比例仍然很低。2014年,中国政府教育预算支出只占GDP的3.6%,卫生支出只占GDP的1.6%,保障性住房支出只占GDP的0.8%。按比较国际标准来看,上述比例惊人地低。特别是与中国庞大固定资产投资相比,用于社会福利保障的支出太低。

 

Naughton最后总结,中国经济完全满足前两个标准,政府有能力有意愿影响经济发展结果;而后两个标准——收入再分配和民意响应——得分则没那么高。Naughton认为除非后两者取得长足进步,实现全民社会保障、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和缓解环境问题,否则难以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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